吸毒纳粹和瘾君子大军 原品党卫军版本柏飞丁收纳筒。
元首的“御医”首先，想象一下：一群杀气腾腾的瘾君子正向着您冲来。很可怕吧对不？那么，现在继续想象，这群瘾君子全特么一律武装到牙齿——冲锋枪、步枪、手榴弹、重机枪，应有尽有。以为我说1980年代的九龙城寨？不，这里说的是1940年闪击西欧的德军。故事首先得从发生在阿尔伯特·施佩尔身上的一场急病说起：1936年，这位备受元首信任的建筑师经历了连串肠胃痉挛发作，他想起了较早前替希特勒治疗过类似症状的特奥多·莫雷尔医生（Theodor Morell），于是便传呼后者上门。特奥多尔·莫雷尔（右）。经过“一场步骤十分可疑的诊断”，莫雷尔几乎是不加斟酌就开好了药：肠道菌剂、葡萄糖、维生素及激素药片。感到警惕的施佩尔又去找了另一名更熟悉的医生，结果发现自己并非患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纯粹是压力过大加长期缺乏休息所致。之后，施佩尔遵循该专业医生的建议，开始尽量依时作息和减少工作时长，肠胃痉挛果然不药而愈。但他始终不敢让外人知道自己是怎么好起来的，对任何提问都谎称是莫雷尔的“治疗”起效果。与外界相反，德国民间普遍相信希特勒是个情绪稳定、意志坚强的人。他不是唯一怀疑莫雷尔的人：当希特勒兴高采烈地赞扬莫雷尔如何“医技精湛”的时候，帝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曾暗中命令有医师资质的党卫军成员恩斯特-君特尔·申克（Ernst-Günter Schenck），看看到底那家伙给元首开的都是什么药。结果，申克证实药方里那所谓“综合维生素”的主要成分为甲基安非他命，也就是我们如今熟知的“冰毒”。正常人肯定以为戈培尔会立即向元首进行反映，但他并没有这么做，因为没有人敢第一个上前跟性格偏执的希特勒劝言——后来在战争中的表现证明了戈培尔的顾虑有多么准确：每逢将领们对希特勒的命令稍有抵触，后者便像个讨不到礼物的孩童般大发雷霆。况且，元首的公众形象是“高度自律、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不沾烟酒”，假如事情传了出去对纳粹党而言会是个严重的公关打击。而且，甲基安非他命不是还未证实有成瘾性或对精神产生影响的负作用吗？（按照1936年的想法）莫雷尔后来对希特勒的陪伴一直持续到柏林战役。此“药方”给希特勒造成的影响我们将留到后文再说，至于在这里，只需要记得除了他本人外，纳粹党的其他高层都学会了在大病发作时尽量避免被莫雷尔注意。毒海之上，万字旗升起把“吸毒”和“纳粹”两个字联系起来，大部分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赫尔曼·戈林。可事实上德国社会本身就有的长期的药物滥用问题，比如吗啡和海洛因正是发明自该国，拜耳和默克等制药巨头也正是靠着鸦片类制品发家。20世纪初期的拜耳公司广告，海洛因在那时甚至被用作“治疗”小儿多动症。在十九世纪末，不管是洛杉矶也好，还是香港也好，占据着洋行货架上的药水瓶大部分都是德国货。管你舟车劳顿、水土不服、四时感冒、经期不适甚至小儿哭闹，那时候的医生总是马上推荐“包治百病”的海洛因。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彻底对局势失望的德国青年决定抛弃上一代的价值观束缚：舞会、派对、酗酒、婚前性行为、神经性药物滥用，这些此前曾被视作只有边缘人士和偏激艺术家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一夜间变成了大部分“新青年”的生活常态。生活在魏玛共和国的年轻人通常有两条路选：要么加入党派间的街头交火。要么有钱去派对狂欢、纵欲。（对，吸食可卡因在当时是很入流的事……）尽管魏玛政权几乎是放弃了各项社会数据统计，可他们也十分清楚药物滥用对治安问题的影响。1925年，国际联盟通过历史上首个世界性禁毒条约（《国际鸦片公约》），意在推动各国彻底消除鸦片及大麻类制品的危害（此前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早就在一年前下令全美禁止销售海洛因），响应号召的德国也将鸦片、海洛因和可卡因列入违禁品，却苦于无足够的财力或人力实施禁毒。况且，哪一种群体对魏玛政府的“实质威胁”更明显？是一群围坐在咖啡桌旁酗酒服药、然后像野兽般轮流发生关系的年轻男女，还是一群引用《资本论》段落、在码头向工人们阐述雇主如何剥削剩余价值的革命者？因为纳粹德国后来的存在，不少人会故意美化魏玛时期的生活，仿佛那才是一个自由无拘束的理想年代。可事实上，魏玛时期的德国治安问题严重、经济畸形发展、施政能力低效。纳粹上台后的禁毒宣传。1933年，希特勒来了。纳粹党从一上台就对药物滥用大加谴责，声称嗑药是软弱无能者的表现，是前政府无力稳定局势的象征，同时也是犹太财阀的阴谋（反正有啥都怪犹太人就对了……）。保守主义者、极右翼、农民阶层对持强硬禁毒主张的纳粹党表示支持，而一个以近乎清教徒般烟酒不沾的领袖形象更可以说是让对未来无望者产生了生正逢时的错觉。纳粹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禁毒宣传和查缉工作，受当局委派的医生轮流检测沉溺药物者是否有康复可能：如果有，那就强制送进疗养所进行戒毒。反之，便直接去集中营跟同性恋者关同一个区。集中营内的囚犯识别章，吸毒者会跟反社会人格一同标记为黑色。同时结合反犹宣传的禁毒公告：“野地的蘑菇不要乱采，正如不能轻易相信犹太人”。啊对，采摘有致幻效果的蘑菇也是被严格禁止的。当然，禁毒也成了纳粹消灭持不同政见者的理由之一，毕竟记者、律师、艺术家、前国会议员这些最常出现反纳粹主张的人群内，最不缺参加过一战的老兵，他们或多或少都在战后有用吗啡缓解精神或生理创伤的经历。就在这么一个全德实施高压政策禁毒的时期，一家名为特姆勒（Temmler Werke GmbH）的制药厂开始向市面推广“柏飞丁（Pervitin）”。驱动“闪电战”的万能药柏飞丁注射剂的广告。“柏飞丁”是啥？根据特姆勒的宣传，它是一种可以提高专注度和让人迅速恢复精力的功能类药物。那它的主要成分是啥？Well……就是甲基安非他命呗。要知道，并非所有的中枢神经兴奋药物在当时都被标记为毒品，而如今恶名昭彰的冰毒也不是《国际鸦片公约》列明的违禁品之一：甲基安非他命出现于1887年，到1919年才被日本人研究出稳定的制造方法。除少数高等学府的医学系，大部分人对甲基安非他命的危害性仍毫无认知，自然也不会像鸦片、大麻和海洛因那样引起警惕了。为了打开家庭主妇市场而研发的咀嚼含片版本。希尔德布兰巧克力含柏飞丁产品的广告。柏飞丁于1938年先在柏林发售，最早针对的客户群体为家庭主妇。它包装设计得小巧、轻便，药片做称咀嚼片和水溶片的样式，宣传广告主打“只需一片，轻松完成每日家务”。这产品非常成功，很快在全德街知巷闻，造成远超特姆勒预料的积极反响。一时间，所有人都相信柏飞丁是种小孩吃了会认真学习、工人吃了可体力无穷、病人吃了会快速康复、胖子吃了能瘦身、连鼻炎患者弄点来试试也能呼吸畅通一整天的“万能药”。与此同时，美国传来了测试用于长途行军的“清醒药（绰号Go Pills或者Pep Pills）”的消息，正好纳粹同样打算找一种可提高作战警惕性和战场应变能力的药物，国防军生理防护研究所（Militärärztlichen Akademie das Institut Allgemeine und Wehrphysiologie）的军医Otto F. Renke便将那时还认作是安全、有效、无成瘾性的柏飞丁拿来实验。盟军使用的苯丙胺吸入剂。经过在90名大学生（另一说是军校生）身上进行测试后，Renke肯定了柏飞丁的抗疲劳和抑制饥饿效果，连他本人也亲自服用、尝试三天三日不眠不休地工作。其实在一年前德军出动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就有士兵自住携带或有军医给缺乏睡眠的作战人员提供柏飞丁；越来越多基层军官在实施需短时间内完成的任务时，都先从口袋里掏出即可柏飞丁嚼一嚼。并不是所有人都热烈拥抱柏飞丁：党卫军校官兼“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医护联盟”会长列奥纳多·康提（Leonardo Conti），率先察觉到甲基安非他命有造成肢体麻木和心脏衰竭的隐患，便试图全力阻止柏飞丁采用为单兵用功能药品。只是任凭他怎么争取也罢，最高统帅部依旧下令将柏飞丁发放部队。1939年9月1日，特姆勒制药厂亦进入战时超负生产模式，每天产出833000片柏飞丁。武装党卫军“希特勒旗卫队”师，波兰战役期间。入侵法国前后，德军在两个月内的发放量约为三千五百万片。尽管纳粹的宣传机构对外显示装甲集群和机械化部队何等无往不利，可事实是载具不足导致90%的步兵始终得靠徒步解决，很多时候偏是日夜无休的急行军状态，只得靠柏飞丁来驱动四只。坦克车组获得添加了甲基安非他命的“装甲巧克力”，生产Schokakola出名的希尔德布兰巧克力工厂也特地为轰炸机机组提供标有柏飞丁含量的“飞行巧克力”。药物摇身变成支撑闪电战的物资之一，本文开头用“全副武装的瘾君子”来形容这个时期的德军显然言轻了，因为在迎战纳粹的英法、比利时、荷兰乃挪威的眼中，面对的可是还开着坦克兼驾驶俯冲轰炸机的非人存在。“装甲巧克力”，赫尔曼·戈林巧克力厂制造。不只是战时，战后的日本在重建过程中同样有无数人沉溺药物。到1970年代，毒品问题在日本集中爆发成严重治安影响。值得提到的是，德国绝非唯一利用“亢奋战”的国家。在日本，神风突击队执行自杀任务前会注射药物以麻痹恐惧感；英国特别空勤营、美国陆军航空队、包括火炬行动时的登陆部队，均服用苯丙胺抑制疲劳。理论上说苯丙胺比柏飞丁安全，副作用是会导致睡眠剥夺的同时却不提供任何体力补充效果，服用者纷纷表示生不如死；但这三国加起来也比不过纳粹的柏飞丁使用得广——武器制造厂的技工有进行发放、集中营里的看守有进行发放、在南斯拉夫参于反游击作战的分遣队有进行发放、在乌克兰四处屠村的党卫军同样进行发放。至于国防军，他们在1941年4月份紧急叫停柏飞丁的大范围发放，因为复食柏飞丁的恶果最终随着加剧的战况呈现。恶果法兰西战役期间陆续发生前线指挥员心肌梗塞或心脏骤停的案例，国防军避无可避地注意到士兵们纷纷在作战过后出现戒断反应：四肢乏力、精神恍惚、焦虑、甚至乎幻觉。休息中的侵法德军，法兰西战役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时滥药案例。从1941年4月份起，军中所有的柏飞丁发放都需要有军医监督，军官们开始向士兵们明确阐述该药带有的副作用，前线的确便越来越少有服食柏飞丁的情况。只不过在后方以及休整营地，纯娱乐目的服食的人数却不降反升——1942年，柏飞丁的消耗量为900万片，比去年的750万片多出150万；1944年，明明已经是纳粹下令特姆勒减产的一年后，官方记录到的该年消耗数字去到800万片以上。Otto Renke原先只认为柏飞丁会降低感官认知能力，没料到长期使用后还会导致幻觉及幻听等严重影响作战效能的症状。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因药瘾发作、以为自己遇到“看不见的敌人”的事情时有发生。这些士兵通常会陷入恐慌，又或者胡乱开枪打光弹药，直到被盟军俘虏前还坚称自己受到了“不明力量”的侵袭……类似的事情为不少后来的二战题材恐怖电影提供了灵感，比如2001年的《勾魂地堡》（The Bunker）。勾魂地堡。回到希特勒一边。整个1940年代，完全信赖莫雷尔的元首每天都遵循着这么一个日常：早上，服用甲基安非他命和注射睾酮；中午，可卡因和肾上腺素；睡前，巴比妥酸和溴化物镇定剂。以上全在莫雷尔的日记里有详细记录，虽然并不能作为法兰西战役后希特勒变得容易陷入间歇性抑郁、狂躁型偏执和脾气不稳定的解释（事实上他在1920年代就有过频率较高的躁郁症状发作），但起码可以让我们明白到，他宁可继续晚睡而错过反击诺曼底登录最佳时机的那天，到底是以什么样的一种状态躺在床上。一个大言不惭要世世代代流传下去的“千年帝国”，一支被滥用药物问题所缠绕的军队，以及一个外表自律、实质染上毒瘾的领导人……从各种意义上来看，这种“搭配”绝对产生不了啥好果子。讽刺啊，声称拥有最严格禁毒措施的纳粹德国反而变成了人类史上最巨型的冰毒实验室。到越南战争的时候，轮到美军成为滥用毒品（LSD）的重灾区。说在最后虎门销烟，1839年。老实说那一天在历史上的位置离我们依然很近。鸦片、海洛因、可卡因、冰毒，纵使在21世纪我们这个已充分了解毒品危害的世界，这四者每年仍祸害着无数人命。作为中国人，每当我们望向“毒品”两字时必然会情绪复杂。也正因为毒品，我国走向现代的历史开端充满了磨难、灾劫、屈辱、打击和血腥。当我们的先辈在虎门试图作出自救的第一步、把从意志和经济上都蚕食着华夏的鸦片倒入珠江口时，列强用大炮表示——射程不够远，就甭想着有机会挣脱摆布。而当我们这个共和国建立，又足足过了30个毒品绝迹的年头之际，那些为了钱而埋没良心的犯罪分子又趁着我们打开门户的时候溜了进来。如今，这场战斗仍在进行，很多保卫我们的人在大家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去一次的边陲地区流尽鲜血。愿上天怜悯那些相信“毒品害己不害人”的家伙。w参考出处：l https://m.dw.com/en/meth-behind-mass-poisoning-in-germany/a-18695004l History.com：Inside the Drug Use That Fueled Nazi Germanyl 《时代杂志》2020年1月7日刊： How Methamphetamine Became a Key Part of Nazi Military Strategy